作者：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国家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30年前，笔者曾提出衡量一本书质量之优劣的“五尺度说”，即选题是否具有重大价值；对提出的问题所给予的分析框架是否恰当；提出的理论观点是否深刻独到且提供新概念新话语新观点新知识；论证是否深入，逻辑结构是否严谨；是否符合学术规范，文字是否流畅。30年来，这5条标准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因此，我试图从这5个方面，对滕明政博士的新著《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思想研究》作一简要评述。

　　选题站在学术前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国家治理”写入中央文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论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便是党的中心任务。为此，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战略部署。本书作者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展开，梳理了国家治理从统治、管理到治理的学术转型，从西方到东方的空间转换，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新征程的时代演化，对新时代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站在了学术前沿，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对于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宏大命题，选取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展开分析和解释，是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基础性问题。面面俱到的研究显然超出了单个研究者的能力，尤其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更是力有所不逮；勉强为之，也难免给人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感觉。如果只论述一两个方面，又难免给人留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印象。故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巧妙构思，精准捕捉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的重要论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了“制度”的分析框架，把国家治理体系理解为由人执行的制度，把国家治理能力理解为人们执行制度的能力。作者不仅在微观层面专门论述了制度和制度执行力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在宏观层面也分析了制度（法治、德治以及评估体系等）和制度执行力（治理主体及其能力建设）。“制度”分析框架如同一把打开国家治理宝藏的钥匙，使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秘密一下子呈现在读者面前。

　　观点独到且有一定启发

　　学者要学习理论、研究理论，也要结合新的实践发展书写新的理论。本书作者经过认真研究，说了一些新话。

　　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四种组合”模式。制度本身有善恶，人的能力也有好坏。我们通常所默认的，或者说我们所想象的只是制度能力“善恶好坏”四种组合中的一种，即“善制良能”。这是一种美好的向往，同时是一种思维误区，因为它忽略了其他组合。现实的复杂性告诫我们，只有以好的制度提升好的能力，以好的能力完善好的制度，才能真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一定要注意制度和能力本身的价值属性，发掘好的、避免坏的；一定要注意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扬正气、蕴清气、硬骨气，以优良的党风政风促进民风社风的好转。通过提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四种组合”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研究。

　　提出“结构化党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结构化党建，即分维度、分模块地推进党的建设。换句话说，论述党的建设一定具有几个基本维度，在谈完这些基本维度之后，再根据情势的需要添加其他内容。作为党的建设基础文本的全国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特点。“结构化党建”，表明当下党的建设的整体布局是什么样的。同时，党的建设维度排列的顺序也表明哪些维度在当下是需要着重加强的。

　　解读“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赢得时间”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制度建设赢得时间，因为制度建设本身需要一个过程，从制度的创立、修改、完善等都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二是为党和政府重塑形象赢得时间，党和政府需要通过治标式反腐，尤其是“打虎”“拍蝇”“猎狐”，来表明自己真正反腐的决心，赢得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治标式反腐后，中央已经逐渐从治本上开始了反腐的制度建设，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因此，中央很重视制度反腐。在反腐败这个“老大难”问题上，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形势，可行的路径只能是“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因此，要充分认识“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所蕴含的政治智慧。

　　设计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国家治理测评体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凝结着对新时代中国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因此，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设计中国国家治理评估体系，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把党中央政策落细落小落实的有益探索，有利于引导各治理主体心怀“国之大者”，增强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和政治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治理。本研究从讲政治的角度构思了治理评估体系。

　　提出“治理民主”优于“自由民主”。一方面，“民主”是一种世界性语言和世界政治发展所追求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治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常采用的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治国经验。更重要的是，“民主”这个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占据“C位”的概念，现在已经异化为西方国家干涉、颠覆他国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已经远非西方国家“民主与专制”的范式所能概括和解释的。我们需要创设一种新的话语去更好地解释各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而不能落入西方“民主与专制”“民主与威权”范式的解释窠臼，等着被人家解读。我们要积极赢得并掌握“中国话语权”，既不能使西方垄断话语权，成为西方话语的附庸，也不是要压制西方的话语，而是拥有与西方平等对话交流的话语权，让具有中国正能量的话语影响世界。“治理”就是一种“好话语”。根据各个国家治理的好坏优劣，可以将世界划分为良治国家和劣治国家，即确立“良治与劣治”的话语与标准。“治理民主”这一中国式的，并且与西方“自由民主”相对应的概念，更新和扩大了“民主”话语权，可以成为与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的重要概念。作者的这些探索，具有一定的创见性和启发性，提供了“学术增量”。当然，这还需要作出进一步深入的论证，也可以讨论。

　　论证较为深入

　　在研究内容及论证上，作者合理吸收和借鉴了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官方机构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辅导读物的有益成果，以及已有的“七领域说”“十方面说”，坚持全面和重点有机统一，参考实践活动三要素——主体、中介和客体，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前置的“目标”和后置的“反馈”，形成了“目标—主体—中介—客体—反馈”的基本论证框架。其中，“目标”对应第一章，“主体”对应第二章和第七章，“中介”对应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客体”对应第三章，“反馈”对应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这种设计体现了作者的哲学思考。

　　语言规范流畅

　　作者也较为重视用通俗的语言讲述深刻的道理，在遣词造句上比较用心，注重坚持政治、学理、大众相统一，注重具体且可感知，注重平等对话交流式的话语言说方式，这使本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从本书成果可以看出，滕明政博士为总结中国实践、研究中国理论、构建中国话语，作出了青年学者应有的贡献。尽管书中有一些观点和表述仍值得进一步商榷，有一些学理研究和论证仍需要进一步深化，逻辑上也有进一步理顺的空间，但其作为青年学者，这种努力与探索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坚信：只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